文字是有故乡的。一个“爨”字，从战国陶文的烟火深处走来，在魏晋碑刻的刀锋间凝结为“二爨”的雄强朴厚，又在毛广淞三十余年的笔墨耕耘中被重新唤醒。盛夏时节，当这位军旅书法家站在北京门头沟永定镇万佛堂村的过街楼下，仰望着券洞上方那方四百五十年前的汉白玉石额，一个有趣的文化现场诞生了——一个研究了大半辈子“爨”字的人，回到了一个刻着“誓永不分爨”的地方。

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万佛堂村“誓永不分爨”石刻

这并非简单的“考察”或“授课”，而是一场文字与地方的久别重逢。

万佛堂过街楼建于明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，石额上“誓永不分爨”五字楷体，笔力沉稳。四百五十年来，这五个字默默悬于村口，像一个凝固的誓言。然而2017年万佛堂村整体搬迁，“誓永不分爨”的石刻（长126厘米、宽46厘米）犹在，誓言所指的“同灶而食”的生活形态却已消散。有论者据此断言，这五个字“在当今社会已经失去了意义”。

毛广淞的永定镇之行，恰恰是对这一论断最有力的反驳。

毛广淞主任赴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授课

他的反驳方式不是掉书袋，而是让文字重返它的“地方”，让一个沉睡的石刻与一个鲜活的当代话语体系发生对话。他提出的“四大理念”：“爨中有粮、民福久长”“永不分爨、和谐共处”“爨艺人生、修道有为”“四海同爨、全球一家”，其本质上是一次从“字”到“世”的意义迁徙，那就是将一个生僻汉字从字典和碑帖中“请”出来，安放到家庭、民族、单位、国家四个同心圆式的当代场域中。

这其中最值得玩味的，是毛广淞对“永不分爨”的重新诠释。从文学批评的视角看，这是一种典型的“语义激活”，将一个凝固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词，置入新的阐释框架中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。四百五十年前，“永不分爨”是小农经济下家族生存的朴素策略——同灶共食、合力耕作；四百年后，毛广淞却从中读出了“和谐共处”的伦理价值、“民族团结”的政治隐喻和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全球想象。这不是对原意的背离，而是意义的增殖，如同一个古老的陶罐，在时间的流转中被不断注入新的美酒。

毛广淞的身份为这一阐释增添了独特的说服力。这位武警总部大校出身的书法家，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跨界气质：军人的刚毅与书家的温润在他身上并存。他的“毛爨体”书法，从《爨宝子碑》的“晋”字获得灵感，融入“舞美、乐韵、山河势”，“雄强朴厚、古意盎然”，这种风格本身就像一种隐喻，也就是古老的字形被注入了当代的生命力。当这样一个既有军事履历又有艺术造诣的人，站在永定镇的过街楼下并在社区综合文化中心同民众谈论“永不分爨”，他所谈论的便不仅是文字学意义上的“灶”与“炊”，更是一种关于“凝聚”的当代政治修辞。

授课的现场感同样值得关注。毛广淞不是坐在北京城里的会议室里谈论爨文化，而是带着热忱、带着班底和广大民众走到了郊区万佛堂村的过街楼下。这种“在地性”的讲授方式，让抽象的“四大理念”获得了具体的空间锚点。当听众仰头看到那方石额，“誓永不分爨”五个字就不再是古籍里的陌生字符，而是一份四百五十年前的心愿，一份至今仍在呼吸的文化遗嘱。毛广淞的“四大理念”与这方石刻之间，构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互文：石刻是问题，理念是答案；石刻是旧誓，理念是新约。

当然，这种阐释也面临着风险。“永不分爨”从一村之誓升华为四海之约，这一跃迁是否过于宏大？当“爨”字被用来承载“粮食安全”“民族团结”“天下大同”等当代命题时，它是否会被过度符号化，从而稀释了自身作为文字的本体魅力？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，这种“过度阐释”恰恰是文化传承的常态，即：每一个活着的传统，都是在不断的重新解释中获得生命的。毛广淞的“四大理念”未必是爨文化的“唯一正解”，但它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阐释路径：让一个生僻的文字重新进入公共话语，让一块沉默的石刻重新开口说话。

毛广淞爨体书法“传播中国爨文化四大理念”

文字是有情结的。当毛广淞站在万佛堂的过街楼下，他不仅是在讲授“四大理念”，更是在完成一场文字的归乡仪式。那个在战国陶文上第一次出现的“爨”字，那个在魏晋碑刻上凝固为“二爨”的书体，那个在明代石额上化作“誓永不分爨”的誓言，终于在四百五十年后，在一个叫永定镇的地方，遇到了一个愿意倾听它、诠释它、让它重新发声的人。（张本奎）